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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時期的移民湖廣——湖北篇(兼論湖廣填四川)
[ 來源:胡氏宗親網 | 編輯:南山 | 時間:2010-04-05 20:38:05 ]
洪武的移民湖廣
  ——湖北篇(兼論湖廣填四川)
http://www.mczx.gov.cn/onews.asp?id=1103

  一、前言

  今湖南、湖北在明代為湖廣布政使司,本章則是討論湖廣布政使司的湖北部分。湖北地區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很獨特的,一方面江西移民的移入這個區域,另一方面湖北地區的移民進入四川,有時是江西人移入湖北后又移入四川,故論及湖北的移民時,就需要兼論湖廣填入四川的移民。
  在外地人口大量落居湖北,同時也有湖北境內人口流向外地的現象發生。同一時期的人口流動有進也有出,成為湖北人口移動的一大特點,外流的湖北人口已落居四川者為最多。這種狀況與‘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說法基本上吻合。不過,從整體上而言,湖北人的外流人口不及外地人口落居湖北的多,另外,不管‘江西填湖廣’或‘湖廣填四川’也好,并不限于清初,而是始自元明之際的持續了數百年之久的人口流動。期間,受人口自身狀況、社會政治因素,形成了元末明初、明時期、明末清初等幾個高潮時期。人口流動所及,亦不限于江西、湖廣、四川三地區,而是以這三個地方為主線牽動江、浙、閩、廣、皖、豫、陜、黔、滇諸省的大范圍人口遷移,而且流動的過程中有著帶動、牽引的情況存在,這些狀況也在‘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移動中發生。

  二、江西填湖廣

  洪武時期朱元璋強迫江西人遷入兩湖,先民們被反綁著雙手,由官兵用船押送到江漢平原,至今湖北人稱上廁所為解手,即源自于這次遷徙中先民們要方便,都必須向押解官兵要求解手,當地也流傳著一句民諺:‘江西填湖廣’,這可見得江西移入湖廣影響之甚。最早探討這個問題的是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一文他指出:‘平江、湘陰而北之湖南人,以其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富有湖北味,則自此直可以想見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當亦為南昌人之后裔也。’ 這樣的論斷雖然還沒完全確立,但可看出湖北實為移民移入之典型。
  湖廣的移民研究大難于湖北,這是因為文獻中有關于湖北人口變動的記載過少,作為氏族來源研究的方志資料也是寥寥無幾,而本章所用的資料主要來源有三:(1)、1988年及1991年,曹樹基于湖北實際收集的資料;(2)、李懋軍《明代湖北人口遷移研究》;(3)、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由于歷史記載的缺乏及新資料不足,有些府只能做概略性的說明,茲分府論述如下:

  (一)、黃州府

  黃州府諸屬縣夾于大別山與長江之間,其地貌多為丘陵和大小不等的平原,從地方志記載來看,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在此留下過痕跡,元末及洪武年間從外地遷入的移民人口大約占全部人口的62﹪左右,此屬較同一時期宿松縣移民人口的比例為低,但同樣是一個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在元代及洪武年間遷入的氏族中,江西移民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們比例高達87﹪左右。如果我們把非元末的江西人也考慮進去,那毫無疑問的,江西籍的比例將大大增加。麻城《民國?彭氏族譜》引《萬歷譜序》提到當地人口的構成:外籍不一,而江右獨多。以余所見,逮余所聞,皆各言江西云。無怪乎《黃安鄉土志》的作者也會說當地‘人多來自江右’了。
  在江西的移民中,來自饒州、南昌等贛北地區的移民為其中最主要者,原因是此地地形與黃州相似, 使得黃州府的移民皆來自這些地方。
  據統計, 洪武年間黃州府有64.2萬民籍人口,加上黃州衛和蘄州衛的軍人及其家屬,共有3.4萬的軍籍移民, 合計全府人口為67.6萬,而由于黃安府與德安府比鄰,至少有五萬人遷往而又未取得新戶籍者,所以扣除5萬,全府人口為62.6萬,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萬,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萬,而江西移民中饒州府移民約占三分之二,約20萬人,南昌府約5萬人口,九江府約4萬人口,余為其他。
  至于黃州的土著,元末群雄起事,黃州徐壽輝與陳友諒于此迅速組織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后戰死或敗后轉為朱元璋部隊,還有部分隨明玉珍進入四川,這也顯示,黃州府人口眾多,所以有條件向其他地區輸出人口。

  (二)、武昌府

  武昌府的南部山脈縱橫,北境為沿江平原,這里湖泊眾多,平原廣大,是湖北一個主要農業區,從地形上說,武昌府的平原區與相鄰的黃州府沿江平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長江相隔才會劃成兩個行政區。元末的社會動蕩,對于江東或江西平原來說都是一樣,所以武昌府的平原諸縣也與黃州府一般,充斥著來自江西的新移民。從《武昌縣志》提到:元末戰亂之后,湖北人煙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墾殖,江西人在縣境定居者甚多,在縣人口來源中占較大比例。
  據統計, 洪武年間的武昌府的民籍人口約為26萬人,加上武昌二衛(武昌衛、武昌左衛)的軍人及其家屬,共有人口數29.4萬,山區縣份稍小,假設每縣平均為2萬人口,通城和通山的4萬人口中有0.4萬移民,另外8縣有人口約25.4萬,其中移民人口為60﹪,就有15.2萬,合計移民人口15.6萬,其中有3.4萬為軍籍移民, 而來自江西南昌府的移民,至少就有7萬人。

  (三)、德安府

  德安府地處鄂北,曾是南宋、金兩國的分界線,戰爭使得這一區人口消耗極大,蒙古滅南宋,其主力自襄陽突破,鄂北化為一片廢墟。且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轄區僅有云夢縣未被省廢,其余各州縣皆是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復置,而德安府也被降為州,從屬黃州府或武昌府,至洪武十三年(1380)才復為府。換言之,洪武初年,德安府的大部分州縣已不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人口過于稀少。
  地方志或族譜中有記載,《康熙?孝感縣志》卷6記載:‘元至正十六年,明玉珍率兵襲重慶,稱夏主,孝感人都隨之入蜀。事時壽輝兵皆裹紅巾,至今土人言紅巾軍作反,人盡殺,各處人來插草為標者,蓋玉珍等事也。’說明孝感人于元末曾大批隨明玉珍移出,更使此地人口稀少。
  而除江西有大量移民外,湖北鄰近府州亦有移民遷入,以麻城為最多,甚至達勢均力敵之況,這樣的移民格局與黃州府和武昌府有很大的不同,或許由于麻城人勢力太大,于是就衍生江西移民者的合法性問題,有一份應山縣的族譜,即編造出一則關于皇帝視察后移江西人民至德安的神話,以期能與麻城勢力抗衡。
  在元末以前,還有一種移民,這些移民從山西移入麻城,洪武大移民時又移入德安,這一批移民在談到自己的原籍時會說是‘江西麻城’或‘江西麻城過籍’,在他們的心目中‘江西麻城’是一個完整的名詞,而不是‘江西’和‘麻城’這樣的移民典型在湖廣的移民中是經常可以看的見。
  據統計, 洪武二十六年(1393)德安府的民籍人口僅為6萬人左右,加上一千戶所,軍人及妻子有0.34萬, 假定移民人口占人口的70﹪,也只有4.4萬人,這4萬人中應大部分是江西移民,麻城移民因家鄉太近,不可能馬上在德安府取得戶籍,因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戶口統計中不會有麻城移民,要到此年后麻城人才陸續入籍于此,以其數量而言,應比江西移民多估為5萬人。

  (四)、荊州、漢陽二府和沔陽州(江漢平原)

  這一區域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地理單位,即江漢平原,它包括了三個行政區,即荊州府、漢陽府、沔陽州。在元末時此處亦遭到嚴重的破壞,此處呈現出‘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的凋敝現象。兩湖平定后,政府首先從解決勞動力不足下手,重建江漢平原的經濟。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武陵縣奏請中央從江西徙無田農民,至武陵等縣落戶,使農盡其力,地盡其用。中央很快同意并實施遷徙江西人到武陵等縣屯墾的計劃。民國36《孫氏祖譜》卷首‘始牽祖’的記載:‘前明定鼎,下詔抽江右士庶,以實茲土。’,反映出政府遷狹鄉民到寬鄉民開墾的政策。
  而荊州府也接受相當多的江西移民,1913年《胡氏族譜》提及:‘自乎元明革命,贛省兵燹迭見,人民不惶寧處,其由江右而播遷荊楚者,幾如江出西陵。’且從曹樹基1988實地調查, 枝江、宜都及當陽荊門以西于明初有流民活動之痕跡,可見此地曾有過自發性移民進入。
  除政府的遷徙外,自發性的流民也大批涌進,因為此處人丁稀少,土地肥沃,再加上當地政府缺乏即時有效的戶口登記來征收賦役,自然吸引大批流民進入,如沔陽州‘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斗,客民利之’,荊州監利縣‘湖田又不稅畝,故有強壯盈室而不入版圖,阡陌遍野不出租糧。’皆可看出四方流民大量進入,其中也包括了閩、粵、陜、晉等處的移民,由于來源經濟條件的差別,各地移民的目的也就不同,‘東南之人以覓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他們與土著雜處,融為一個整體,共同促進江漢平原人口的增長。
  據統計, 洪武二十六年(1393)這四個府州有民籍人口共49.1萬,減去基本未接受移民的枝江、當陽及以西等九個州縣,即減去人口13萬,其余為36.1萬。又有安陸衛、沔陽衛、荊州二衛及枝江、長寧及夷陵三個千戶所,軍人及其家屬共7.7萬, 合計軍、民籍人口為43.8萬。其中60﹪為移民,就有人口26.3萬其中民籍移民有18.6萬,軍籍移民有7.7萬。移民中的80﹪左右為江西移民,就是21萬。

  (五)、襄陽府及其他(荊襄山區)

  江漢平原北方,山脈綿延縱恒在襄陽府、勛陽府與承天府北部,由于此地第東接荊襄,南逼江陵,西達長安,北控洛陽,且為高山大壑,元末,襄陽一帶、勛陽山區,即為紅軍的根據地,由于地形險要又不易管理,所以如《鴻猷錄》載:‘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朱元璋并在此實施‘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的政策,導致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這區域的人口仍未有補充,以一府之大,人口僅有8萬余人,不及黃州府的一個縣。但政策施行不落實,到中后期出現‘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余萬’,可見此地為流民之淵藪,最后引發幾起亂事,在這些所謂‘山賊’被消弭后,當地流民亦被驅離,故此處人口增長數度出現大起大落。
  從明代中期的一份官員奏章中,我們知道從洪武時期已有‘各處客商’潛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業。這就顯現出雖然戶籍上沒有登記,但已有流民遷入。而襄陽北邊的棗陽、光化一帶,居民的祖籍說法都是山西大槐樹或江西大槐樹,這說明山西移民已經從北面進入這一區域。襄陽府地駐有兩衛兵力,軍事和家屬人口共有3.4萬,加上宜城及其他縣份,全部移民人口可能為5萬人左右。
  洪武年間,湖北地區的174萬總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由此可見, 洪武大移民對湖北地區人口構成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根據各府的移民原籍約為69萬,占總人口數的70﹪。在79萬民籍移民中,來自江西的移民約為55萬,其中來自饒州府和南昌府各約為19萬,吉安府移民約8萬,九江府移民為3萬,余為其他,軍籍移民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江西軍人。

  三、湖廣填四川

  元末控制四川的是夏政權的明玉珍,原籍湖北隨縣,家世務農;起事后明玉珍與父老團結千余人,屯青山,后來加入徐壽輝,被認命為元帥,隸倪文俊部,鎮守沔陽。元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明氏與之決裂,撤軍入蜀,并以兵塞瞿塘,決不與通, 。洪武三年(1370),明對蒙古取得北方勝利,隔年進兵四川,滅夏并蜀。
  隨著湖北的局勢混亂,湖廣入蜀者日多;在今天四川省的一些家譜中,留下不少有關的記載,如明禮部尚書吳寬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間的《劉氏族譜》的序言中寫道:‘自元季大亂,湖湘之人往往相攜入川,為避兵計。’除因避兵亂遷入的移民外,另外一批移民就是隨明玉珍入川的湖北籍軍人。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督兵萬余,乘船逆江而上,攻占重慶,最后占領了整個四川。隨明玉珍入川的湖北人可分成兩部分:一是與明玉珍一起舉事的鄉人,包括德安府人和黃陂人,地方志中的記載是,玉珍率兵襲重慶,稱夏主,孝感人多隨之入蜀。而黃陂人是因為明玉珍的義弟萬勝為黃陂人,他又是明氏手下的一員大將,其鄉人因此而追隨他赴四川,另一部份是明玉珍鎮守沔陽時招募的軍隊,后來明玉珍入蜀稱帝后,其駐守沔陽的軍隊亦撤入四川。
  明玉珍進駐四川后,又不斷的招攬湖廣籍百姓入川,因為當時四川荒涼,四川是宋元戰爭中受害最深的地區,戰爭在此經歷了半世紀,使得四川人口大量損失,至元十九年(1282)即元軍完全平定四川后三年,當時四川人口約為60萬人,與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相比較僅存10﹪,到元末人口約70萬人左右。
  這時明玉珍軍隊中的湖北子弟兵,對于四川人口的彌補就很重要,明玉珍到底有多少軍隊?陳友諒與朱元璋決戰鄱陽湖,傾巢而出,自稱60萬,而明玉珍的軍隊就有10~20萬人,而兵敗后,明玉珍進入四川,頗有割據一方的打算,所以他的子弟兵定有可能攜帶家眷。除軍人外,更號召大批鄉親入蜀,因此當時隨明玉珍入蜀的人數應該有20萬, 加上軍人的家眷,當時的移民人口應有40萬人以上,而這樣的移民人數以將近當時土著數量或已經超過。
  移入之楚民多于川西,據《民國?簡陽縣志》訪稱:‘洪武二年,湖廣麻城居民遷至簡州者眾多。’《民國?榮縣志》說:‘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遷者,統稱該年由麻城孝感鄉入川,人人言然。’而《民國?資中縣志》記載說:‘無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時由楚來居者十之六七,本省當元之季,明玉珍據蜀,玉珍為楚北隨州人,其鄉里多歸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齒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廣麻城孝感人為尤多。’
  到成化時皇室于江漢平原大量圈占‘皇莊’,使的湖北出現外來移民多、稅賦重,迫使流民向四川移動。 且農業人口相對過剩時,自然向有需要的地方移動。如明初四川出現了一批田達阡陌的地主,他們需要大量佃戶,自耕農為求生存,攜家帶眷移入,使之四川人口大增。《永樂?滬州志》卷1提到:‘昔元時地廣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滬者,倍于版籍所載,移民來自四方,使客籍超過土著。’成為四川的人口結構方式。當某一地區耕地與人口呈現飽和時,遷徙部分人口至他處就食,以作為緩和人口壓力的最佳途徑,所以‘湖廣填四川’自會出現。

  四、結束語

  移民的界定是:具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拘留一定時間的移動人口。這樣的界定充份顯現在‘江西填湖廣’及‘湖廣填四川’這移民區,在元末明初,人口移動的動向,及土地開發的變遷。早期因‘湖廣熟,天下足’,且江西有‘人口壓力’ 的出現,造成移民大量移入,后來元末戰爭不斷,使得移民潮紛紛入蜀避難,加上洪武時期,由于土地兼并厲害,加上某些特定地區人口的不足,于是朱元璋用政治力量介入,徒民墾荒、調軍屯墾使得政治上、軍事上更能鞏固,以期能增強國力。而在自發性的移民中,常會有江西移民遷入湖廣后,又遷入四川,或湖廣人遷入江西再遷回,也有居住幾代再繼續遷移,這就會造成原籍有‘江西麻城’明明麻城在湖廣,為什么會和江西扯在一起,就是這個原因。而江西湖廣這移民區移徙除移至湖北、四川,也有移民至鄂西北山區,在史藉中就可看出。《萬歷?巴東縣志》載稱:先是楚蜀歲歉,民多徙于此。《康熙?勛陽府志》則云:陜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東、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 這些移徙之民和流徙之民,不僅在政治、軍事造成影響,更在經濟上有顯著的變化,并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國人口與土地布局,這實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對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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