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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洋務先鋒山西巡撫胡聘之
[ 來源:胡氏宗親網 | 編輯:南山 | 時間:2009-05-11 19:03:49 ]
胡和平

轉載:中華文史網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RWYJ/07/27/2007/20992.html

鴉片戰爭的爆發, 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臨外國的入侵, 清王朝的部分官員為穩定封建統治地位, 開始興辦所謂“洋務”。他們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 建立新式海軍, 創辦近代機器工業, 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產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在洋務運動鼎盛時期踏入仕途的湖北天門人胡聘之, 雖然在“帝黨”和“后黨”的矛盾漩渦中左右逢源, 但他總的政治傾向是支持和執行光緒皇帝變法圖強的思想的。他借助洋務自強之勢, 為推進地方工業振興, 革新政治文化教育, 扶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做了許多開拓性的事業, 可以稱得上是近代洋務運動的先鋒之一。



蔭及官宦世家仕途出類拔萃



胡聘之出身于官宦世家。《胡氏宗譜》以南北朝時期在劉宋皇朝內任相國、后定居江西南昌奉新華林的胡藩為第一世, 明清時期其后代遷居天門。清末至民國初年,天門胡姓繁衍出很多支系, 大約有男丁8000 余人, 有記載的大多為第40 世至50 余世。第40 世的遷祖之一胡子謨, 明代曾在江西任過刑部主事。第50 世胡振, 曾被封為光祿大夫, 其次子胡寶烈為嘉慶癸亥年( 1803 年) 貢生,后誥封光祿大夫。寶烈次子德士熏為道光辛巳年( 1821年) 恩科舉人, 先后任清苑、蘄水( 現稀水) 訓導, 柏鄉、井陘等縣知縣, 河北省蔚州、景州等地知州, 后任直隸補用知府, 欽加三品銜。他先后配蘇氏、羅氏、陳氏為妻, 共傳8子, 其中兩個幼子早亡, 幸存6 子中有凝之、聘之、習之、遜之、輔之、述之。長子凝之任過直隸束鹿縣知縣, 四子遜之歷任江西彭澤、南城、萬安等縣知縣, 五子輔之是光緒癸巳年( 1893 年) 舉人, 后任過浙江同知。二子胡聘之是其父于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在蘄水( 現稀水) 任訓導時所生, 取號為蘄生, 由于他從小聰明好學, 喜讀圣儒之書, 又取派名為崇儒。他隨其父在學風濃厚的環境里生活, 從小樹立宏圖大志, 刻苦攻讀, 于同治四年( 1865 年) 中舉,同治七年( 1868 年) 舉進士, 被選為翰林院編修, 先任會試同考官、四川鄉試主考官, 后任內閣侍讀學士、太仆寺少卿( 正四品) , 光緒十三年( 1887 年) 十二月出任北京順天府知府, 兩年后出任山西布政使( 由正三品升從二品) 、浙江布政使( 大約一年) , 光緒二十一年( 1895 年)七月調任陜西巡撫( 從二品) , 上任僅一個月又調任山西巡撫( 升正二品) , 直到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年) 前后卸職, 入仕為官30 余年。同治末年, 從封建王朝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洋務派,主張學習外國先進軍事技術以維護其專制統治, 興起了所謂洋務運動, 開始了由“求強”到“求富”的轉變。洋務派中的奕訢和地方實力人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在各地創辦軍事工業, 使國防向近代化發展。這時, 由翰林院編修走入仕途的胡聘之也吸收了一些洋務派的新思想, 在政治上他認為應該整肅吏治, 主張任用勤勉守潔、通達治體之官員, 甄汰淺薄卑陋、貪利營私之庸員。他曾向朝廷上書《請飭各部院考察司員以肅吏治疏》, 得到了皇上的認可。他上任內閣太仆寺少卿不久, 受派到順天府、山西、河南、陜西等地去考察巡事, 了解到北方五省在干旱歉收之季, 各處都在平糶賑饑, 但糧價日貴, 難以賑濟災民。當他看到一些地方官員私設釀酒燒鍋廠約千余家, 大肆囤積糧食, 使受災饑民加重痛苦, 政府賑饑平價難以實現時, 便向朝廷上奏, 力諫嚴禁燒鍋蔓延, 以裕民食。要求“請旨飭下順天府尹、直隸總督、河南、山東、山西、陜西各地巡撫, 嚴飭地方官查明境內所設燒鍋, 一律禁止。敢有違禁私燒者, 立即按律懲治”。如有地方官不肯認真嚴禁, 一經查出應予參處。即使有照牌之家, 也要概行繳照停燒, 待來年糧谷順利收成后再酌情發還。他的這一建議立即得到皇上批準, 對穩定地方秩序, 支持左宗棠出使新疆平定阿古柏部的叛亂起了重要作用。



在對外關系上, 胡聘之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1879 年10月, 出使俄國的欽差大臣崇厚在俄方脅迫下, 擅自簽訂《里瓦基亞條約》, 割伊犁以西以南土地給俄國, 增開口岸。崇厚的這一喪權辱國行為, 受到朝野上下的譴責, 胡聘之也上呈《遵旨妥議請將崇厚立置重典疏》, 表明自己鮮明的立場。他認為收回伊犁之事, 應特別慎重, 不能受俄國人要挾而輕棄祖宗之地。而崇厚貽誤國家大事,“應將其立置重典, 以明朝廷法令之公, 而天下臣民之憤”。1883 年中法戰爭爆發后, 光緒帝召集總理衙門及內閣群臣討論時, 出現了主戰和主和兩種意見, 胡聘之也應詔參加了討論, 他以明確的態度表示, 應以主戰來促談判,“戰而勝則和易成”。如果以割讓遼陽、臺灣來使其屯重兵、開口岸, 妥協退讓, 那是“實堪痛憤”的, 那就是讓其“撤我藩籬, 扼我要害, 奪我權力, 撓我兵柄, 萬眾解體, 各國生心, 其禍有不旋踵者矣”。從這里也可看出他的愛國立場是堅定的。雖然中法戰爭后來還是被慈禧太后支持的求和派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約》, 造成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的結局, 但在當時朝臣議政時, 胡聘之站在主戰派一邊, 表明了他支持以戰求和的觀點。中國軍隊在馮子才率領下取得的諒山大捷, 劉永福的黑旗軍在西線一帶取得的勝利, 均扭轉了支援越南戰場的危局, 不能不說與主戰派的立場和觀點相關。



1887 年12 月, 胡聘之由太仆寺少卿調任順天( 北京) 府知府。當時, 直隸總督李鴻章因其十六州縣常遭大水之害, 曾在4 月19 日上奏皇上稱: 直屬難民甚重, 朝廷提撥江蘇漕米十萬石賑順、直災民后, 又提藩庫銀8 萬兩賑濟直隸、文安等災區。7 月至8 月, 沁河決口, 直隸、通州等16 州縣又大水, 永定河、潮白河也先后溢出, 造成災民困苦加大, 10 月11 日朝廷又劃撥京倉米5 萬石, 賑濟順天、通州各屬地。胡聘之上任后, 在了解各州縣救災情況后, 認為要按受災輕重情況將現有銀米盡數分撥下去, 還要采取以工代賑辦法籌辦春撫。1888 年2 月, 他上書《籌辦春撫以工代賑疏》, 要求再撥漕米8 萬石, 陸續將各省賑捐督解到位, 以便工賑兼施。此奏在李鴻章勘估督促下得以批準, 胡聘之一面要各地詳查戶口、核實散放, 一面又請沒受災地方的紳士對發放不夠的災民開展義賑。對寶坻、文安所屬低洼地區水災最重的地方, 除重點賑濟外, 他也會商總督李鴻章派員興修水毀工程。此外, 他還咨調工程技術人員, 組織當地民工大量上堤修筑寶坻的清龍灣河, 八城門的普濟河, 黃莊的新河和通州境內的潮白湖、溫榆河, 順義、番河境內的箭桿河, 薊州境內的薊運河等, 只用一個多月就修復了這些地方的險工險段, 對保定之大清河北岸潰口、涿州之拒馬河下游堤段, 良鄉城工事, 宛平煤道橋座等也給予了修復。所以總督李鴻章對他的工作成績給予充分肯定, 上任三個月有如此之政績, 實屬不易。



光緒十七年( 1891 年) 8 月, 胡聘之調任山西布政使。次年6 月, 他看到歸綏所屬七廳久旱成災, 便一面推動各府州縣籌款購糧, 并從省南各地借谷, 設局賑撫, 以解民困; 一面上奏朝廷對大青山等重災區給予調集糧餉賑濟, 并即委派知府錫良帶員馳赴歸綏, 設局賑撫。他們先從廳庫內借出白銀10 萬兩, 在包頭一帶就近買糧, 分運各廳, 按戶口先行發放兩個月口糧。當時饑民眾多, 嗷嗷待哺, 不少人拆房賣屋, 甚至有鬻子女的戶主, 情形慘迫, 亟須拯救。老百姓得到救濟糧, 無不感懷胡大人之舉。但由于這里幅員廣大, 蒙漢民雜處, 饑戶繁多, 所購賑糧也難以滿足供應, 只得又向紳商籌借銀6 萬兩, 委解濟用, 核實發放, 并派歸綏駐軍協助維護治安, 以防盜竊。這樣的救災賑濟之舉使他積累了經驗, 顯露出他的執政才干。



興辦地方工業革新教育文化



胡聘之任山西布政使大約有4 年, 這期間, 他了解到前任巡撫張之洞的一些情況。張之洞在1881 年至1884年間任山西巡撫時, 整治吏治, 減免差役, 調整實物賦, 是一位很有才華和開拓性的巡撫。特別是張之洞在山西設立洋務局, 創辦令德書院, 籌開山西鐵礦等壯舉, 更令他欽佩, 因而對時任山西巡撫的阿克達春保守成規、營私舞弊、中飽私囊的行為更看不慣, 要求另調他處。不久, 朝廷調他到浙江任布政使。到浙江上任途中, 胡聘之特地去漢口拜訪了張之洞, 參觀了武昌的自強學堂、湖北槍炮局、織布局和漢陽鐵政局, 他對張之洞極為贊佩。辭別張之洞回到天門老家作了短暫的停留后, 他立即赴浙江任上。不久, 廣東舉人康有為聯合18 省舉人1300 余人簽名上書,反對求和派對日議和, 要求實行變法。光緒皇帝在其老師翁同龢指點下, 支持康有為他們的維新變法。但由于受慈禧太后的掣控, 他又不敢公開支持, 只好在群臣中私下征求變法意見。胡聘之因為在內閣任過太仆寺少卿, 掌管過皇帝出行的牧馬御駕, 所以與光緒帝有較深厚的交往, 也深知他為國“自強圖新”的心思。因此, 當光緒帝的諭折下達他手中時, 他徹夜不眠, 欣然拜讀。他結合自己在山西的實踐以及近年的所見所聞, 詳細分析了全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和今后的走向, 認為“求治之道, 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 尤應上下一心, 圖自強而彌隱患”。他立即上書《變法有漸正本為先疏》, 對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所賜之御函給予回復。他向光緒帝建議, 在披覽中外臣工呈報的條陳時, 一定要“詳加披覽, 采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搞漕運、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等, 這些均應分別輕重緩急來辦理。他認為“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 以恤商惠工為本源, 皆應及時舉辦”。至于整頓厘金、嚴格關稅、稽查荒田、汰除冗員等, 是有利于國計民生之事, 但要破除情面, 講求實力。關于變法之道, 也要講“求實際, 權其緩急”。目前, 以鐵路為經營之始,“以學堂開風氣之先, 開礦則擇要而施工”, 機器制造業可以在改造舊廠基礎上逐步擴大業務范圍。當今之舉, 首先還是議修鐵路, 非鐵路不足壯內地之聲威, 陸軍之征調、郵政之遞送、南漕之轉運, 都離不開鐵路, 故鐵路為變法之始基。同時, 必須興辦學堂, 造就人才, 利用西國之輿地、算學、制造、格致等有用諸書作為書院學堂的教學內容, 以培育致用之人才。開礦之業, 必先講求礦學, 慎擇礦師。煤鐵礦務, 可采取官商合辦, 擇要施行。“遇事效法”, 不是事事“步武西法”, 而是要取“西人上下一心、實事求是”之優點, 來從事“ 修鐵路、開礦產、造機器、立學堂”。只有朝廷上下官員平日廉潔自愛,辦事實心, 不務虛名, 不徇情面, 又有守為實政之才,“所謂富強者何在, 由是言之”。以“變法為因時之用, 則天下幸甚”。他的這些回奏之言, 迎合了當時變法的潮流, 分析深刻, 頗有見地, 從理論和實踐上為其從政打下良好基礎。



光緒二十一年( 1895 年) 七月二十四日, 胡聘之由浙江布政使調任陜西巡撫不到一個月, 又于八月十九日奉旨調任山西巡撫。當時, 其它省份的巡撫上有總督兼管只有山東、山西、河南等幾個省不設總督, 巡撫之權如總督之職。胡聘之雖有山西布政使的經歷, 但此次受到提升重用仍甚感責任重大。這時, 因甲午戰爭清軍失敗, 國內各界議論紛紛。為了彌補因賠款而造成的財政不足, 洋務派人士建議用興辦工礦業來增加稅收, 胡聘之也想到了這一點。他上任不久即與巡撫各員籌劃興辦礦業之事, 光緒帝也接連向各省通諭, 要求各督撫“體察省情,酌度辦法具奏”。光緒二十二年( 1896 年)春, 胡聘之根據諭旨上奏稱:“晉省煤鐵之利, 甲于天下, 金銀銅鉛, 亦有礦砂可尋, 籌辦開采情形, 前已上奏。”同時, 又決定在省城太原設立山西商務局, 請朝廷委派山西籍刑部郎中曹中裕等回山西協同辦理。胡聘之根據晉省之情, 計劃在全省建設熔鐵煉鋼廠、燒磚玻璃廠、葡萄釀酒廠、奶油制餅廠和絳州紡織廠等, 他認為山西“可興之利甚多”, 雖然“商務局股本僅集四五十萬兩, 尚不敷紡織各廠之用”, 但他要“力求振興, 盡力籌劃, 勉力經營, 以期仰負圣主通商阜民,實事求是之至意”。



要開發山西礦產, 當務之急是打開山西對外交通。當時, 盧漢鐵路( 盧溝橋至漢口) 在張之洞等人極力呼吁下, 已由盛宣懷主持開始建設。張之洞認為“中國礦產, 煤鐵以太行為最旺最精, 而質最重”, 如果盧漢鐵路修通后,再修通那里的鐵路, 就可以“大開三晉之利源, 永基中華之漏卮”。胡聘之也看到了這一點, 認為“晉省道途艱險,外商裹足, 本省商富見利小而求速效。此等創辦之事又多不愿附股。自非鐵路先成后, 商賈云集, 財貨充裕, 籌辦殊不易也”。于是, 他上奏朝廷, 要“ 籌辦礦務, 擬先修鐵路”。1897 年7 月14 日, 光緒帝下諭:“晉省煤鐵各礦, 運道阻滯, 必須興辦鐵路, 方能暢銷, 覽奏設立公司, 所借之款, 商借商還, 余利酌提歸公各條, 大致尚屬周妥, 惟創辦伊始, 必須預防流弊, 并借款有無實在把握, 請胡聘之悉心妥籌, 酌定詳細章程, 奏明辦理。”當時, 全國其它省修筑鐵路主要有官府款項、民族資本、向外國借款三種籌款辦法。山西商人雖富, 但對投資開辦近代工業、興修鐵路卻不愿涉足。據此, 胡聘之力主籌借外債以修鐵路。1898年, 他派商務局曹中裕赴京, 與華俄道勝銀行簽訂《柳太鐵路合同》( 草約16 條) , 借款2500 萬法郎, 年息6 厘,限期25 年。柳太鐵路西起山西太原, 東至直隸( 河北正定府柳堡) , 也就是后來的正太鐵路。



在籌辦鐵路的同時, 胡聘之便著手借款開礦, 充當借款中間人的是后來寫《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 他與意大利商人羅沙弟于1897 年在英國倫敦組建了福公司, 把獲得中國礦產開采權作為公司的主要活動內容。這位商人結識劉鶚和方孝杰后, 又拉攏山西商務局總辦賈景仁, 開始了爭取山西礦產權的活動。為了掩人耳目, 劉鶚又組建了買空賣空的晉豐公司, 一面以中國商人名義向山西商務局請求開辦山西各地煤鐵礦, 另一方面以晉豐公司的名義向福公司代表羅沙弟借款1000 萬兩, 與福公司“共同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的礦產。1897年, 劉鶚通過省商務局得到胡聘之的同意, 與福公司簽訂了《請辦晉省礦務借款合同》和《請辦晉省礦務章程》,這兩個文件均得到胡聘之的批準。文件中規定的經營權屬于晉豐公司劉鶚會同洋商經理, 各處礦廠設華洋董事各1 人, 分別管理工程和交涉, 但賬目、銀錢出入則由洋董事經理。關于盈余分配辦法規定: 清政府25%, 商務局15%, 晉豐公司10%, 福公司50%, 為期60 年。這兩個文件最大的漏洞是賬目管理權的旁落和分配比例過大, 使洋人獲得大半利權, 實際上是將山西礦權出賣給了福公司。


兩個文件簽訂后, 雖沒對外發表, 但被山西一些官僚士紳發現, 激起了他們的強烈反對, 胡聘之也成為眾矢之的。1898 年2 月至4 月, 先后有御使徐樹銘、裕德和內閣中書鄧邦彥等多次上奏反對, 主張對山西鐵路停辦。光緒帝在他們的反對下, 只好下諭叫他們將現辦情形及擬定章程立即具奏, 原呈所指方孝杰、劉鶚二員“聲名甚劣, 均著撤退”, 并要胡聘之與徐樹銘一并將詳情具奏。胡聘之將山西鐵路礦務及歸商借權情形上奏, 并附合同章程, 光緒帝將其奏折“下所司議”。反對的人并沒滿意, 繼續上奏, 光緒帝無奈之下將此事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處。他們經過調查了解, 對合同章程斟酌推敲, 提議與洋人磋商, 對部分條款作一些修改, 并聲明商人籌借, 如有虧折,與中國國家毫不干涉。這個意見也得到光緒帝的同意, 其作法實際將對外交涉權收歸總理衙門辦理。但在與福公司交涉中, 英國公使對清政府又施加壓力, 光緒帝對此無所適從, 盡管重新修改合同, 擬定章程, 甚至簽字畫押, 但反對之聲并沒有停止, 其中包含著多方面的原因和矛盾。



胡聘之上任山西巡撫, 除了興辦礦產和倡修鐵路外,還創辦太原火柴廠, 設立機器局, 特別是創辦能夠制造槍炮的機器局。他動用整頓歸化關稅時的余銀5 萬兩, 由王曾彥從英國福公司天津洋行購進蒸汽機、切削機床、刨床等10 余部, 招募工匠技師30 余名, 學徒100 余名, 于1899年11 月正式開工生產。1900 年,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奔西安, 途經太原時, 機器局為他們的護衛隊修理槍械, 使清政府軍隊破損****重整一新。為此, 西太后親臨機器局, 獎一名監工團龍馬褂, 將總辦徐桂芬升職調遷, 其余官員亦獲獎賞。1896 年, 由山西商務局從股本中籌集本銀22 萬兩開辦了絳州紡織廠, 次年建立省工藝局, 這些企業后來都成了山西近代的綜合性民用工業。



在發展山西近代工業的同時, 胡聘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1896 年他上奏稱:“近日書院之弊,或空談講學, 或溺志詞章, 既皆無裨實用⋯⋯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 ”建議改革山西教育制度。他先在令德堂進行試驗, 在課程上增設算學、格致( 包括天文地理、農務兵事等) ; 1898 年他又奏請將令德書院改為山西省會大學堂, 聘書院院長屠仁守為學堂總教習, 聘西學副教習兩人, 仿京師大學堂章程, 中西并課。屠仁守是湖北孝感人,曾任翰林院編修和監察御使, 與胡聘之有深厚交往, 他積極支持改革近代教育, 使山西各學堂辦得紅火起來。后來的于右任、閻錫山、商震、賈景德都出自其門下。開辦新式學堂的舉措, 邁開了山西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實現了張之洞在山西原計劃的事業。與此同時, 胡聘之又于太原籌設武備學堂, 為山西武科改制、編練新軍創造了條件。他十分重視人才培養, 曾上書《晉省設立儲才館以育人才疏》, 獲得批準。他利用張之洞在晉時所造建的十數楹房屋, 稍加修葺, 即辦起了“儲才館”, 從各州縣中選取優秀的候補同知20 人, 經過“以次傳集而試, 擇其才具者入館”學習, 以解決“仕途冗雜、庸次之員過多”的矛盾, 他的這一主張自然得到光緒帝的支持和批準。后來, 晉省各府州縣書院計有109 處, 相繼改為中西兼習之學堂。他感嘆道:“育才之道, 首在興學。”在文化方面, 胡聘之任布政使期間曾參與《山西通志》的撰修。該志歷時10 年, 也恰是在他上任巡撫后印刷出版, 這部通志受到光緒帝的贊揚, 后來的梁啟超對此書也有較高的評價。除此之外,胡聘之更留心編拓石刻, 1898 年, 由他主編的《山右石刻叢編》40 卷也隨之出版。此書錄存北魏至元代山西境內720 通石刻原文, 并進行精心考證, 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 當即受到著名學者繆荃孫的稱道, 并為之作序。胡聘之也有《山右石刻叢編序》。這些改革舉措不能不說是把張之洞撫晉革新計劃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為山西近代工業和教育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晚年解職回鄉造府胡家花園



胡聘之出身在晚清的官宦世家, 他步入仕途后經歷了由洋務運動的勃興到維新變法的轉變, 其從政思想, 既有晚清地方官員的封建道統忠君意識, 又有追隨洋務派革新近代工業經濟文化教育的新思想; 在從政實踐中, 他以支持光緒帝贊助的維新變法為切合點來推動地方經濟文化變革, 但又不能擺脫朝廷守舊勢力的掣控, 最后作為光緒帝的犧牲品一同受到排斥而被解職。為了追隨洋務革新和支持維新變法, 胡聘之始終堅持了從政利民的觀點, 采取了整頓吏治的一些舉措, 大膽地利用外資發展地方近代工業, 籌措發展計劃, 引進西方技術, 培訓務實人才, 并著手大刀闊斧地實施。但他的這些計劃正在付諸實踐時, 遇到甲午海戰和百日維新的失敗, 在內政外交矛盾重重壓力下, 他作為一省重臣不得不從洋務維新的鋼絲纜索上掉落下來。



由于胡聘之主政時山西礦產鐵路權引起朝臣爭論不休, 雖然后來處理權交到了總理衙門, 但一部分掌管實際大權的保守派( 后黨) 人物仍然借題發揮。1898 年9 月21 日, 慈禧太后發動政變, 幽禁光緒帝, 宣布再次由她臨朝“訓政”,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變法人士慘遭捕殺或逃亡海外, 一批支持光緒帝變法的官員被相繼撤換, 胡聘之自然也在其中。次年11 月18 日, 維護慈禧太后的保守派勢力不斷加壓, 迫使被幽禁的光緒帝下旨解除胡聘之的職務。但山西的礦產鐵路權糾紛并沒有停止,盡管總理衙門更改了其中的有關條款, 但民族內外矛盾并沒有解決。清政府相繼簽訂的喪權辱國條約《中俄條約》、《辛丑條約》等, 以及八國聯軍的入侵, 更加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1905 年12 月, 以山西大學堂為首的太原學生與一批士紳1300 余人, 組織游行大示威, 抗議商務局和英國福公司所簽訂的條約合同。經過長期談判, 清政府以白銀270 萬兩為代價贖回礦藏。1908 年1 月20日, 英國福公司與山西代表在北京簽訂了《贖回開礦制鐵轉運合同》12 條, 使山西收回了礦產鐵路所有權。此事的解決, 也使胡聘之等人的問題有了最后結果。同年2 月12日, 光緒帝下諭:“開缺山西巡撫胡聘之, 前在巡撫內, 昏謬妄為, 貽誤地方, 著即行革職。其隨同辦事之江蘇候補道賈景仁, 已革知府劉鶚, 膽大貪劣, 狼狽為奸。賈景仁著革職, 永不敘用; 劉鶚著一并永不敘用, 以示薄懲。”這時的光緒帝已病入膏肓, 同年11 月去逝, 后由宣統繼位, 朝廷大權已被完全控制在保守派勢力手中。



胡聘之在對待山西礦產鐵路權問題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盡管主觀上是利用外資發展山西近代工礦業, 實現光緒帝提出的“變法之本”, 但在實施過程中犯了“昏謬妄為”的嚴重錯誤, 損害了民族利益。他所督辦的絳州紡織廠, 是他最早提倡興辦的民族工業, 但由山西商務局籌集股本20 萬兩從國外購買的機器設備因路途遙遠、鍋爐笨重而無法運到, 途中又被人偷偷賣掉, 使工人無法開工, 最后還以假充真搪塞朝廷。所以, 山西士紳和學生起來反對他的這種作法是有道理的。



胡聘之在對待山西礦產鐵路權問題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盡管主觀上是利用外資發展山西近代工礦業, 實現光緒帝提出的“變法之本”, 但在實施過程中犯了“昏謬妄為”的嚴重錯誤, 損害了民族利益。他所督辦的絳州紡織廠, 是他最早提倡興辦的民族工業, 但由山西商務局籌集股本20 萬兩從國外購買的機器設備因路途遙遠、鍋爐笨重而無法運到, 途中又被人偷偷賣掉, 使工人無法開工, 最后還以假充真搪塞朝廷。所以, 山西士紳和學生起來反對他的這種作法是有道理的。



雁叫街是東西走向, 孝子里是南北走向, 兩街交叉成一個十字街口。胡家府第居于十字街口周圍, 東南角是其開設的中藥鋪“恒春堂”, 東北角沿孝子里街約500 米是其花園, 南邊沿雁叫街400 米長是其生意門面。東南邊鄰居是百雜兼匹頭鋪的“鄭源興”門面。胡聘之回鄉時原有買下這塊地皮以擴展自己生意的想法。然而“鄭源興”老板認為是自己的祖業, 不想賣這塊地。胡聘之的管賬先生建議去找知縣大人來勸說。胡聘之制止說:“千萬別這樣,人家會說我們以大欺小、以強欺弱, 有武力去邊疆上為國顯能耐, 不能這樣強迫人家。”所以, 多年來胡家花園的生意門面始終在東南角曲尺彎的地方, 沒有大肆擴張。“鄭源興”幾代人都感慨不已, 逢人就說:“胡巡撫家是個難得的好鄰居。”





在雁叫街孝子里一帶, 每逢大年初一, 左鄰右舍的大人都要帶著小孩相互拜年, 他們首先去的就是胡大人家。胡聘之對他們總是以禮相待, 而且還要回拜一番。有時他早起就先去給鄰居拜年, 使鄰居們驚詫不已:“您堂堂的巡撫之官, 怎么能跟我們拜年? ”胡聘之回答:“難道只能你們先給我拜年嗎? 我回鄉入俗, 應該一樣以禮相待。”所以鄉鄰都說胡大人“官人無官氣”。

胡聘之家專門開設有一個善堂, 對那些老弱病殘和流浪乞討者給予施舍, 哪怕是自己省吃儉用都要給這些窮人施舍一點, 對那些無家可歸者還免費讓其居住, 以免他們受凍挨餓。胡聘之于1912 年去逝, 享年77 歲。臨終時, 他叮囑家人:“施粥之舉不能廢止。”按照他的遺囑,善堂分給他最年輕的五夫人和幺女兒胡云業居住。1927年春夏間, 中共天門縣委書記唐方九及秘書藍秀中等為推動天門工農運動, 將縣委機關遷駐于胡家花園內辦公,其幺女胡云業被選為縣婦女協會執行委員。1935 年天門遭受水災, 五夫人及次子胡菊清等變賣家產, 捐銀元5000塊救災賑民。他們這些樂善好施之舉, 在民間廣為流傳。,

綜觀處在晚清江河日下之時的胡聘之的從政經歷,在眾多朝廷高官中尚能稱得上是一位聰明能干、辨時務做實事、功大于過的官員。胡聘之在山西任布政使和巡撫計有8 年, 時間長, 政績也較突出, 堪為洋務先鋒。繼張之洞之后, 他為振興山西近代工業, 解決民生疾苦, 革新教育文化作出了較大貢獻。



胡聘之出自官宦世家, 他的從政業績和官位在兄弟之中也算是出類拔萃的。竟陵雁叫街的古雁橋, 是唐代茶圣陸羽棄嬰雁叫之地, 胡聘之祖孫三代均以雁叫街為風水寶地, 盡管由燾、烈、燕傳到坤、壎、增, 再傳到胡聘之6兄弟“之”字輩時走了“之”字彎路, 但遺留下來的胡家花園卻是雁叫街乃至全竟陵全天門的一道清代文化景觀。



胡聘之出自官宦世家, 他的從政業績和官位在兄弟之中也算是出類拔萃的。竟陵雁叫街的古雁橋, 是唐代茶圣陸羽棄嬰雁叫之地, 胡聘之祖孫三代均以雁叫街為風水寶地, 盡管由燾、烈、燕傳到坤、壎、增, 再傳到胡聘之6兄弟“之”字輩時走了“之”字彎路, 但遺留下來的胡家花園卻是雁叫街乃至全竟陵全天門的一道清代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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